張靜一此番決心頗大。
做任何事都要未雨綢繆。
遼東的未來已經可期。
只是將來這遼東是誰之天下,卻是張靜一一直猶豫的問題。
經歷過明末世之人,大抵都會產生兩種價值。
一種是人命如草芥,放眼看著四的殺戮,見這流千里,便滋生出了麻木之心。
既然人命不值錢,既然別人的錐心之痛本是理所當然,那麼自是寧教天下人負我,不教我負天下人。
因而,世盛產的多為梟雄之輩,他們的早就涼了,心也早就剛如堅冰,他們爾虞我詐,謀算一切,一切都以自我的利益為最終的考量。
正因為如此,天災之后,總是人禍,人禍的源,恰為這些一切以自己利益為準繩之人。
卻殊不知,歷朝歷代,這般的梟雄,又有幾人可以善終,就如當初第一個提出皇帝者兵強馬壯者也之人一般,當他手握大權之時,耀武揚威,固然可以不可一世,他可以大開殺戒,可以將皇帝如豬狗一般的揪出來,隨意屠殺為樂的時候,想來一定想不到,這世上終會有第二個、第三個、第四個兵強馬壯之人,將他和他的子孫揪出來,而后碎尸萬段。
所以這一條路是走不通的。
歷史上,曾出現許多的圣賢,這些圣賢四奔走,推行自己的主張,某種程度,就是希建立一套秩序,遏制前者,因而,世出梟雄,往往也出圣賢。
誠如當初孔子禮崩樂壞之后的慨,繼而希據周公的禮法,推行出一套新的禮制,讓人們不去通過兵強馬壯的殺戮來決定高低,而是妄圖建立一套禮制來決定人的高低。
其實孔子這一套,在當下而言,確實可笑,不但不切實際,而且在后世儒家弟子們攫取利益之后,早將他的理論歪曲了。
可不得不說,在他那個時代,在那群雄并起,諸侯們耀武揚威,人命如草芥的時候,孔子提出的禮制,絕對稱得上是圣賢了。
現在的問題在于,一些巨商已開始出現,這些巨商與梟雄其實是沒有分別的,同樣都是利益最大化,同樣都以自的利益為準繩,如果修改一個律令可以令他們得利,他們就會修改律令,如果踐踏一個律令可以使他們牟利,他們也定會在所不惜。
這無關人的道德,而在于當你為了巨商,那麼你的立場和思維方式,其實就已經和蕓蕓眾生不同了。
換一個角度來說,若沒有這樣手段,沒有這樣的狠辣,又如何能夠在商人之中穎而出,為巨商?
同樣一個買賣,你稍有仁慈,你的收益就會比其他的同行。
可問題在于,商業競爭的本質不是你賺多他賺的問題,商業競爭最終走向的就是本就是大魚吃小魚的游戲,你賺的,意味著你承擔風險的能力會減弱,任何一次市場的,那麼你的仁慈便會教你破產,淪為貧民。
這其實就和關的地主一樣,真正肯行善,舍不得下力氣榨的,就意味著在土地的收益減,你囤的糧食不夠多,平常的年景倒也還好,可是一次天災來臨,別人的糧多,會在天災時趁機大肆兼并,會囤貨居奇,大賺特賺,而你卻因為糧,收益暴跌,甚至不得不賣田賣地來度過危機。
因而,巨賈對于這個時代而言,道德上絕不可能比士紳要高明多,甚至張靜一覺得,商賈的道德水平可能比士紳要低得多,士紳好歹還會顧念一些鄉,好歹還讀一些假道學的書,可商賈奉行的卻是真小人的理論,是赤的攫取利益。
之所以張靜一依舊還依賴這些商賈,只是因為當下工商生產力更高,生產方式更為先進而已。
只是不能就此放任下去,因為一旦無節制的放任,后果也極為可怕。
既如此,那麼就必須得有一個政治實對其進行平衡。
一個單純的組織是不牢靠的,必須這個組織之中,容納了東林軍、錦衛還有文吏系統,并且在這組織上,建立一套新的‘禮法’。
當然,在將來,這個組織可能會有人被腐蝕,也可能有人會和商賈同流合污。
可是……這樣的組織也會天然與巨商群產生一個巨大的矛盾,那就是,這未來的天下,到底是誰說了算的問題。
張靜一要的是有一個群駕馭巨商,這就足夠了。
而且當下,這個組織的主要發展人群來源于文吏和軍校,以及錦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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